中医学对生殖健康认识的发展历程

中医药作为传统医药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

中医学对生殖健康的认识滥觞于《易经》，“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是关于人类生命起源的记载。《山海经》中也记载了不少与生育有关的药物。《左传》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提示聚族而居的同姓男女结婚，不利于后代的繁衍。《周礼》记载“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提出了男女适婚年龄。

至春秋战国时期，《胎产书》中最早记载了择期受孕的问题，认为月经干净后三天，便是种子的日期，较早地注意到受孕的合理日期。《黄帝内经》奠定了求嗣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肾是人体生长、发育、生殖功能的根本，并分别对男性、女性的生长、发育与衰老及女性的月经来潮、孕育、绝经等一系列生理变化有着详细的阐述。

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将男子精气清冷作为男性不育的主要病机，认为冲任虚损，瘀血内停是女子不孕主要病机，以温经汤作为治疗方剂。《神农本草经》中也记载了治疗男子不育、女子不孕的药物。

晋唐时期，《针灸甲乙经》提出了瘀血导致不孕，并将针灸用于不孕的治疗。《褚氏遗书》中首次记载了父母的体质可以通过遗传影响下一代，并提出了用导引锻炼法治疗无子。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指出了男性不育、妇人无子之病源。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首先提出男子、女子均可因劳伤、虚羸、百病导致无子，受孕产子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书中更记载诸多治疗男性不育的方药。孙思邈更是最早应用灸法治疗绝子、绝嗣不生的医家，并分别从“年—月— 日—时”的角度制定了优生方案。

到了宋代，医家对妇人生殖健康的关注，逐渐由不孕症转向了月经病。《陈素庵妇科补解》突出了经、带与不孕不育症的密切关系，同时体现了古代医家对于“种子先调经，经调胎自孕”观点的高度重视。金元时期，朱丹溪增补了肥胖妇人因痰湿闭塞子宫和瘦弱妇人子宫干涩不能怀孕的见解，还提出了“求子之道，莫如调经”的观点。

到了明代，俞桥编撰的《广嗣要语》着眼于优生优育之法，强调摄养之术，以延续后嗣。认为男精女血是孕育胎儿的两种基本物质，精血的充盛是孕育胎儿的基本条件。万全在其编撰的《广嗣纪要》中记载了男性、女性生殖器发育异常作为不孕不育的病因。明代赵献可在《邯郸遗稿》中记载当时已有应用药物避孕者，以及解除药物避孕作用后复怀孕者。

时至清代，《傅青主女科》中分列不孕十种，《萧山竹林寺女科》中又列十四类男子不育，并附方治疗。唐容川在其《血证论》中对结核病引起的不孕、早产、胎儿发育不良等疾病，提出了其诊疗思路。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张锡纯、王学权、石寿堂对女性生殖器官、胚胎理论与不孕不育有了新的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医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治疗不孕不育，以及在辅助生殖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